一般认为:工资水平提高,劳动者最初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,以获得更多收入;于是,劳动量供给会增加,工资水平与劳动量供给成正比关系。简单的说,在这一阶段,工资越高,劳动者会更多的参与工作。
如工资水平继续提高,有丰厚收入后,收入边际效应递减;也就说,钱已经够多了,放在银行里,也只是一个数字。于是,劳动者会倾向于花钱,自然认为休闲比收入增长更重要。他们会宁愿选择增加休闲时间而减少工作时间,致使劳动量供给反而减少。此时,工资水平与劳动量供给成反比关系。简单的说,在这一阶段工资更高了,人们反而不愿意更多的参与工作。
以上理论至今仍有市场。不过,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,在以上理论之外,出现了一种新现象。
针对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,在 1965 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,相比只读完高中的人来说,不但收入更高,闲暇时间也更多。但到了 2005 年,情况却反过来了。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每周少 8 小时休闲时间。2013 年,本科学历的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反而比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人多 2 小时。这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 “替代效应”,即不工作等于放弃金钱,工资上涨使得休闲变得更昂贵,以至于人们不舍得去休闲。 这个结论,其实与最初的理论并不矛盾,可看做是工作与休闲选择的第 3 阶段。工作与休闲,休闲的收益是人效用的满足,其成本是工作时间的收入,而收入的效用存在边际递减。最初收入少,人们需要钱,收入的效用大;然后,随着收入增加,收入的效应边际递减,不工作损失的钱不再重要,人们选择休闲;然后,收入继续增加,继续边际递减,但这个时候,收入在数量上的增加超过收入边际递减效应,于是,人们再次放弃休闲。
把这放在全球背景下,初略解释是: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,高层人群的平均收入越来越高,而低层人群的平均收入却没怎变化;所以,努力工作,进入更高层级之后,收入增加会更快。与此同时,穷人有福利,温饱不愁,会选择休闲。这就是说,以前处于第一阶段的穷人,在福利政策的帮助下,进入第 2 阶段,而富人则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,进入第 3 阶段。所以,我们看到的现象是,收入不公的扩大激励着富人更卖力工作,因为一旦超越一个层级,收入的增加会更快,而穷人则在福利的庇护下,工作时间更少。
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呈递减趋势,统计研究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后发现,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的论断,高收入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低收入居民,休闲消费与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,随着收入提高,居民休闲消费的支出会同步增加。一边是工作如此重要不能舍弃,只得放弃休闲,另一边是随着收入增加,休闲的支出增加,那么,结果是什么呢?必然是休闲时间减少,休闲开支增加,休闲高档化。
从最初工作与休闲的 2 阶段,到贫富分化与福利政策,导致工作与休闲的第 3 阶段。如果再加入新技术的兴起,由于富人的知识水平相对更高,及新技术的飞速发展,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劳动与新技术结合。这个时候,劳动量与收入的关系不再是边际递减,而是边际递增。简单的说,用于上班、自我提升的时间越长,技能的提升就越大,每小时的工资就越高,总收入就是增加的上班时间与同时增加的小时工资的乘积。
把这种因素放大到极致,就是信息时代的 “赢家通吃” 模式。这个模式一定程度上放大了 “替代效应”:如当不了赢家,损失会很大,如当上了赢家,收益非常大。于是,在激烈竞争下,富人也战战兢兢,不敢放松。于是,我们看到周围的成功人士、互联网新贵、华尔街金融投资代理人都是工作狂。
由此可见,之前依靠世袭占据财富的模式已完全改变,富人们的工作与休闲的模式也已改变。这并不是说,这个世界上没有阿拉伯王子,而是说,这个世界上多了很多像 “比尔·盖茨”、“乔布斯”、“扎克伯格” 这样的人。根据 “马斯洛理论” 的自我实现需求,富有的高层人群有着狂热追求实现自我潜能、人生理想目标的需求。同时,由于到了这个层次,工作充满了创造性与自我理想实现价值,他们会把这看成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休闲,乐在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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