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生育高潮 人口大迁移 城市化规律

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人口生育高潮，分别是：1954 年、1963 年、1987年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第一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于1954年，高达2232 万人，此后逐渐减少，最低时段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

第二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62到1973年。期间，每年都维持着2400万到2700万的生育人口。中国出生的人口达到3.14 亿人，可以说是人口爆炸。这3亿人出生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他们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时，也正值中国经济逐渐加速的阶段。1962年起出生的人群从1984年开始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，而其顶峰出现在1987年。这一年，中国出生人口2549万。也刚好在1980年代后半期这一时期，中国第一轮人口出生高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，也逐渐放缓。

而在这段时间人口迅速的增加，正是60后的“婴儿潮”一代集中结婚生育的结果，这造成中国第三轮人口出生高峰，1985到1993年，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 万。当年出生的这一部分人口，现在正处于23到31岁阶段，正是适婚年龄。他们大多处于事业上升期和结婚集中期，消费能力日渐增强、消费愿望旺盛。而其父母辈，也即主要是“60后”这一代人，现在已经50来岁，正在从中年向老年缓慢过度。

回顾中国快速发展的30年，本质是人口红利加速释放的30年。这期间，中国总人口净增加3.24亿，其中15岁至64岁的人口数量保持了12年的连续增长，人口红利的快速释放也加速了城乡的聚集，2014年人口密度比1980年增长了38%，城镇化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不到20%的水平晋升至50%以上，带动了人口布局的重构，推动了城市发展及房地产行业的需求释放。

据北京BCL精度街道研究数据，全国39007个乡镇街道的平均密度为873人/平方公里，到2010年则上升到977人/平方公里，人口增长的趋势延续，但是这10年间依然有33%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，而出现大幅增长的街道仅有9%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，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，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较少。

01、上世纪80年代：乡镇企业

在经历了60-7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后，上世纪80年代进入恢复性城镇化阶段，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带来了城乡迁移的浪潮，尤其1984年后，国家逐步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后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创造了条件。

据统计，1979年至1981年我国人口省际净迁入量为626万人，净迁出为107万人，迁移活跃度较70年代明显提升。

当时的人口迁移主要集中在省内。1985-1990年全国平均省内迁移率在20-30%左右，其中广东省省内迁移率达40%以上，迁移率最高的北京达74.2%，最低的河南则只有12.4%。

02、上世纪90年代：东部城市

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“南方谈话”后，上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神话，人口迁移流动进入快速提升周期。

期间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迁移量都增长了近4倍，到2000年，非正式迁移占比高达70%，远远超过80年代。

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力度的增强及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兴起，人口迁移原因也从原来的工作调动、随迁家属等转变为“务工经商”，该部分人群占比达30%。

全国各地迁出人口中有34.81%的迁入了广东省，其他迁入人口较多的地区依次为浙江8.75%、上海6.60%、江苏6.34%、北京5.65%。新疆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及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，也开始吸引较多内地人口迁往，但主要来源地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地理位置较近的河南等省份。

按全国总迁入人口中每100人中来自某地区的频数，来自四川省的最多12.76人，依次分别为湖南9.93人，安徽9.14人，江西8.25人，河南7.24人。

03、21世纪

2010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数达2.61亿，其中流动人口数达到2.21亿，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34倍，其中2010年广东省流迁人口达到3681万，甚至超过了1990年全国流迁人口的总数。

2000年至2010年，中国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总人口的比重达82.4%，而西部、中部分别仅占12.1%、6.5%。

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三大超大城市的净迁移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17.5%、18.2%和6.6%增长到了2010年的34.5%、37.9%和21.0%。

安徽、江西、四川、贵州等中部成片地区的净迁出人口占到全国的53.6%，其中安徽净迁出人口比重占到了15.0%，为全国最主要人口迁出中心。

城市化规律

据统计，2014年东部、中部、西部地区实现的房地产销售金额分别为59%、23%和18%，销售面积分别为48%、30%和22%。

据相关数据显示，女性流动率高于男性，农村居民高于城市居民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；人口迁移会首选短距离，朝工商业发达城市，先迁居城镇周围，然后再迁居城镇内。

据调查，中国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口比重从80年代的7.9%上升至2010年的45.1%，成为全国迁移的最核心原因，而其他如婚姻嫁娶、学习培训、投靠亲友等非经济因素占比皆出现明显下降。2000-2010年，地区为户籍所在地和常住地的外来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，这些地区户籍人口存在比较明显的返回式迁移。

根据美国普查局统计，在其迁移人口中，61%会留在原县区（美国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），在一个州不同县区间迁移的占19%，而在不同州之间迁移的仅占16%。中国铁路是迁移人口最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，迁移人口在跨省际迁移时会以省会城市为迁移核心城市，然后再向相邻经济圈扩散。

对于大部分主流迁出城市而言，省会城市或者区域核心城市是第一目的地，其次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一线城市。尤其农村人口首先会向城市群的次中心集聚，然后再向核心城市迁移，对于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的单核城市而言，这种吸纳能力往往更强。

数据显示，2014年春运期间，十大最热线路分别为：广东—湖南、广东—湖北、北京—河北、广东—广西、上海—江苏、广东—四川、广东—江西、广东—河南、江苏—安徽、浙江—安徽，除了广东省，其他区域皆是毗邻省份之间的迁移，外出生活的用户中以离家200—800公里最为集中。

中国省际迁移人口中，初等教育以下的人口比重有所提高，受过中高等教育迁移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，更偏向于省内迁移。东部地区，受过高等教育的迁移人口以省内迁移为主。

据蚂蚁金服数据，通过对全国2325所高校近5年的毕业生进行分析。在过去五届大学生中，毕业时更换城市已成为主流，有59%的毕业生在就业时选择离开学校所在城市，但大部分依然留在省内，省际迁移比重仅为31%。

东部省市拥有917所高校，吸纳了全国近57%的大学生，中部区域拥有678所高校，吸纳了全国27%的大学生，西部区域拥有482所，吸纳了剩余的18%的大学生。东部核心城市以及区域实际上掌握了全国六成的潜在高素质人口。

广东省、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以12.61%、4.64%和1.71%成为净流入率最高的前三大区域，而北京则成为大学生流动性最大的城市，其流入率和流出率皆为7.6%，凸显高素质人口对于北京取舍的纠结。

据数据显示，最吸引大学毕业生的省市前十分别为：广东、浙江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山东、云南、江苏、江西、河南和福建，而沉淀率最低的十大省市分别为西藏、北京、天津、海南、吉林、湖南、湖北、重庆、上海、黑龙江。

大学生供给增速最高的十大省份分别是：广东、新疆、青海、宁夏、浙江、内蒙古、贵州、上海、西藏、云南；供给增速最低的十大省市分别为：湖北、湖南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西、辽宁、天津、安徽、重庆、四川。

广东省以511%的增量及85%的沉淀率，遥遥领先高素质人口竞争格局，中西部省份如内蒙古、新疆、青海、宁夏、贵州等西部省份成为黑马，浙江、山西、河北、福建、上海等区域在高素质人口方面竞争激烈，而东三省、湖南湖北、海南等区域在这方面相对竞争较弱。

据统计，美国21世纪初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，其中主要包括工作迁移、婚姻变化、住房原因、气候条件等，其中住房原因、家庭变化、工作变化是美国人迁徙的核心要素，而其中住房原因中，美国人主要因为买新房和改善住房等，为了更便宜的住房占比仅仅1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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