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6月28日起 央行降存贷利息0.25个百分点 并实施定向降准
2015年6月28日起 央行降存贷利息0.25个百分点 并实施定向降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，自2015年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，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促进结构调整。
（1）对“三农”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、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.5个百分点。
（2）对“三农”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.5个百分点。
（3）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，进一步鼓励其发挥好提高企业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。同时，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，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其中，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.25个百分点至4.85%；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.25个百分点至2%；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、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。
经济学家解读：降准减息的最佳时机来临
腾讯财经智库特约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，首席经济学家继上周遭遇7年来最大周跌幅的“黑色端午节”之后，本周A股再次震荡下行。截止6月26日收盘，沪指跌至4192.87点，较之前近5200点最高点回落约20%，投资者信心跌落谷底，牛市结束论亦扶摇直上。
可以看到，本轮股市大跌与决策层积极规范场外配资和加大IPO融资等举措密切相关。在笔者看来，上述措施有助于防范股市泡沫，确保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，政策本身无可厚非。但是，经验表明，单一政策如果缺乏配套措施往往会产生放大效应，导致市场反应过度，甚至造成踩踏。例如，当前A股蓝筹估值并不高，相对于上证A股整体22倍、创业版142 倍的市盈率，银行股市盈率还不足8倍，但也在周五遭遇重挫。政策利空导致的无区分的全面回调很难说是市场更加健康的标志。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措施落地后效果能否符合初衷，不仅取决政策本身，更重要的是还需有合适的配套措施。实际上，今年以来，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通胀较低且企业实际利率较高，笔者年前就做出了年内三次降息、五次降准的判断。而近一段时间，出于政策宽松或将助涨股市疯牛的担忧，降息、降准时点有所推迟。因此，笔者建议，借此管理层清理场外融资，防范股市风险之时，推出降息、降准不仅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，通缩风险之下相机抉择的重要表现，也能防止预期混乱、对场外配资清理等规范股市政策起到对冲之效，一举多得。
针对本轮资本市场的大幅上涨，笔者曾在两周前《牛市不需“国家战略”》文章做出了详细的分析。在笔者看来，A股市场从去年年中发力，告别2000点实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是有基础的，流动性宽松，改革预期兑现等原因都有助于A股的估值修复。然而，在经历了一年的快速上涨后，越来越多的风险也在显现，比如当前估值明显偏高，经济低迷与股市背离，改革预期远远领先于政策落地，股市财富效应与支持实体经济收效甚微，投资者杠杆率高加大金融与社会风险等等，值得管理层与投资人保持警惕。
不难发现，应对上述风险，官方近一个阶段态度也有所调整。例如，官方媒体减少对资本市场有倾向性的言论，加大对杠杆融资进行规范等等。在笔者看来，上述调整符合宏观审慎管理框架，也能避免投资者产生股市只涨不跌的预期，防范金融风险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然而，经验表明，好的初衷能否收到良好效果，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，更要考虑到是否采取配套政策，对其外溢性风险做好防范。以43号文为例，去年决策层推进财政改革的决心与力度有目共睹，43号文明确规范了政府融资平台行为，并为地方政府“开前门、堵后门”，是财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。
但是，由于当时并没有太多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，可以看到，受对地方融资平台严格措施落地的影响，地方政府早前曾一度无法保证在建项目开工，造成固定资产投资一路下滑的局面，反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。总结对其风险考虑不周之处，其后2万亿债务置换相继推出，配合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才较好的防范了财政悬崖风险，起到了既促改革，也不失稳增长的作用。
同理，在笔者看来，现在降息、降准恰逢其时。原因在于，从基本面来看，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继续下滑。一季度GDP回落至7%，名义增速仅为5.8%；同时，考虑到同期受资本市场反弹带动的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，实体运行经济的情况可能更要差于预期。
截止今年前5个月，中国经济数据更是逐月走低，目前为止，并未看到止跌趋势。特别是投资方面，1-5月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增速从上月的同比12%继续下滑至11.4%，降至2001年以来的新低。在笔者看来，若要保持今年GDP7%的增长与13.5%的固定资产投资，基建投资或许需要维持在25%左右的增速，因此未来保证合理的资金配套仍是关键。
此外，今年全球经济也比预想更困难、更复杂。美联储推迟加息、欧洲日本经济处于困境之中，大规模QE正在推出。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面临困境，特别是俄罗斯、巴西陷入负增长拖累相关出口。因此，全球经济不稳定与量化宽松是也使得中国面临的外部面临挑战，人民币相对非美元货币保持强势同样削弱着中国出口竞争力。因此，海内外经济低迷、实体经济运行乏力之下，借助当前通胀水平整体处于低位的时机，及时降准、降息确有必要。
毫无疑问，早前降息、降准推迟并非基本面好转，而与政策宽松或将助涨股市疯牛的担忧有关，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。按此逻辑，当前决策层规范股票市场，抑制场外配资活动，对高管违反承诺的减持行为进行查处确实必要。但造成预期混乱，股市踩踏发生也并非促进股市健康发展的初衷，借此机会降准降息一方面有助于稳增长，进而为企业盈利提供支持，降低泡沫，另一方面也能防范利空因素放大，对冲控制杠杆的负面冲击，一举多得。
实际上，政策协调配套可以起到较好效果，应该推而广之。比如，应对经济下滑，不仅需要货币政策积极，财政政策宽松也必不可少。考虑到今年地方债到期金额近3万亿，进一步增加置换额度仍有必要。此外，用好财政资金存量在当前财政收入面临较大压力之时也尤为重要，如今当前近3.5万亿的财政存款，如能继续将此部分资金用于民生支出及减税，将既能稳增长，也能起到调结构的作用。
更进一步，政策出台时效性也至关重要。稳增长与改革措施的推出，时效对政策效果影响非常大。比如，2万亿地方债置换如不及时实施，经济进一步下滑，会酿成地区性债务危机。同样，降准降息如果被延误，市场悲观情绪恶化，形成更多的融资盘爆仓，据报道目前有九成配资接近爆仓预警，如果任其风险暴露，将有连锁反映，其后政策再出手防止金融动荡的难度就会加大。所以，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，目前是降准降息的最好时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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